1987年，查爾斯·拉金(Charles C.Ragin)的專著《比較方法》(The Comparative Method)出版，該書首次將“定性比較分析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引入社會科學領域。作為一種案例導向型的研究途徑，定性比較分析以集合和布爾代數等技術手段為基礎，旨在融合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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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約翰·耶林(John Gerring)所指出的，定性比較分析法是數十年來少有的名副其實的方法論改革之一。①而“谷歌學術”搜索引擎所得到的數據也進一步佐證了上述判斷：拉金所著的《比較方法》被引用約3650次，是當前社會科學領域被引次數最多的方法論著作之一。此外，自該書出版以來，定性比較分析法被應用在超過750項成果已出版的研究之中。②
從研究效用來看，該方法至少可用于五種不同的研究目的。第一，進行數據統計，即通過繪制真值表(truth table)對案例進行綜合式描述，也可用于數據合成以及類型學構建等目的。第二，該方法可檢驗一系列給定案例中關于相關性或因果條件一致性的分析，通過發現所謂“矛盾性”，使得研究者能夠發現詮釋性模型的異常。第三，該方法可以對現有理論進行評估，因此，是理論檢驗中尤為有效的一項工具。第四，它可以被用來評估研究者提出的新理念、方案或猜想，并用于數據挖掘。第五，定性比較分析法使新的理論得以細化完善，例如，既可對研究中不同的案例進行深度檢驗，也可引導研究者對現有理論進一步擴展或完善，進而提出新理論。
二、定性比較分析方法的起源
定性比較分析方法的發明者查爾斯·拉金最初受到的學術訓練是定量分析，但定量方法的局限性使他日漸失望。他在研究生學習的早期就閱讀了巴林頓·摩爾(Barrington Moore)的《民主與專制的社會起源》(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該書將特定的大規模歷史轉變相關變量的不同先決條件進行了結合，對不同案例進行了細化分析，并比較案例內部變量，對隨后的定性比較分析法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但該書并沒有為交叉案例提供一個統一、系統的解決方案。
拉金面臨的挑戰是創新出確保研究者將“案例內”和“跨案例”分析進行系統整合的方法，同時還要保持定性分析的本質，即探析研究對象“如何發生”的問題。在1975年的畢業論文中，拉金同時使用定量和定性兩種方法來評估英國地方主義政治背景下威爾士和蘇格蘭民族主義的起源和社會基礎。這種歷史比較為定性分析設置了特定情景，而定性分析法則為歷史比較過程提出了進一步的研究問題。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事實上就是早期的“混合型方法”，雖然將不同分析方法完全融合非常困難。
推動定性與定量分析法相結合的另一重要進展，是一項關于羅馬尼亞1907年農民暴動的合作研究項目，由拉金和丹尼爾·希羅(Chirot)共同完成。該合作論文的首要特點就是使用定量證據來調查與農民起義爆發相關的一系列情況，將宏觀社會學傳統研究路徑用于革命分析中。拉金的論文在密爾(1843)的研究基礎上，提出了“質變效應的因果關系”(chemical causation)概念，認為為了形成質變，要將因果條件結合起來考慮。拉金通過對交互效應(interaction effects)的統計分析來實現此觀點。③該論文表明，其創新性模型的確有助于解釋羅馬尼亞農民暴動，依據該模型，農民的傳統主義和滲透農業的市場力量之間的交互影響是解釋暴動強度的重要變量。
將交互效應確定為重要的解釋策略開啟了一場歷時五年的交互效應模型研究過程。在各類統計模型不斷涌現的背景下對交互效應的關注，引發了原因各異的研究難題，如共線性問題。一方面，這類問題與該模型中所包含的定量研究的若干假設有關。拉金及其同行對這類假設進行了分析，并探討了如何針對研究目的更好地構建群體研究對象。④另一方面，定性研究的習俗也帶來了方法融合的挑戰。如定性研究中案例的選取是為了服務特定的理論目的，而不是假設為外部給定的。
上述難題促使研究者開始尋找一種新的研究路徑，以實現將定性研究的操作規范化。為了確定不同條件怎樣結合才會產生質變，拉金開始求助于布爾代數、集合等方面的書。此時形成的定性比較分析方法的第一次應用，是拉金與其他學者1984年合作發表于《美國社會學評論》(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有關就業歧視和歧視程度評估的研究論文。⑤1987年，《比較方法》這部專著出版了，與1984年的論文相比，此書對定性比較分析法進行了詳盡的細化和完善。
三、定性比較分析法的形成歷程及主要特征
《比較方法》一書的主旨是發展出一套新的研究方法，可以讓研究者將案例導向型的定性分析方法和變量導向型的定量方法相結合，進而實現“將定量和定性的最優特性進行有機整合”。該書強調，定性比較分析方法包含如下內容和特征。
第一，比較研究要基于案例的本質。每一個案例(作為整體)都是一個復雜的實體，研究者在分析時全程都要保持其作為案例的整體性，而每個案例當中的不同部分又是互相聯系的，所以，對變量效應的評估應置于案例的整體背景之下。為了實踐這一想法，案例被描繪成變量的組合。
第二，確保研究路徑是“比較”。研究者可以通過比較案例結構、匯集類似案例，探索具有可比性案例的異同點。而能夠做到這一點的分析工具就是真值表，該表以矩陣形式將所有具備邏輯可能性的因果關聯條件的數據進行組合。通過將案例匯集在真值表內，研究者可以評估哪些案例體現了一致性的因果條件建構。
第三，該書提出用迭代法發展詮釋性模型。從而促進了理論和論據間的交流，而定性比較分析法在解決數據矩陣轉化為真值表時出現的(理論與論據間)矛盾的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主要是對遺漏的因果條件進行識別確認。因此，定性比較分析法中詮釋模型的建立伴隨著理論與論據間矛盾的一一解決。解決這一矛盾的過程，亦即導入或排除模型中的理論及實證性條件，直到該模型沒有或僅有極少的矛盾，這是建立詮釋性模型用以分析研究的重要機制。
第四，定性比較分析法可以實現對多重因果關聯組合的評估，這意味著：首先，通常是案例中各個條件的結合產生了現象，亦即結果；其次，條件的不同結合方式可能會帶來相同的結果；最后，已有條件也許會因為研究情境的不同對結果產生不同影響。定性比較分析法的這一特點正是我們認為不同的因果關系路徑也許會產生相同結果的前提。因此，定性比較分析法提出了因果關系發生的“特定情境”概念。這種允許更多因果復雜性存在的情況同樣表明因果條件會根據不同的背景可能帶來完全相反的結果。所以，通過使用定性比較分析法，研究者不再一味地“確定某一個因果模型以最好地擬合數據，而是確定比較案例中不同因果模型的數量和特性”。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定性比較分析法還引入了數學中的必要和充分條件等工具。
第五，定性比較分析法使研究者可以自行決定案例的復雜程度。從而達到更簡約的目的，其中便于減少復雜性的分析步驟就是布爾代數，布爾代數使研究者可以確定簡單的因果聯系，亦即在案例分析中盡可能只結合最少的因果條件。其中的關鍵步驟是布爾函數的最小化(Boolean minimization)，將案例描述縮減到對數據因果關聯的最短表述。
總的來說，《比較方法》介紹了一種用于案例比較的新的形式邏輯，探索了因果關系的多樣性，并且縮減了案例中包含的豐富信息直到形成簡約的表述。早期的定性比較分析法是為二分(crisp-set)變量的使用而開發的，并引入了相應軟件工具進行分析。
四、定性比較分析方法在社會科學領域的應用及相關爭論
《比較方法》一書的主旨是發展出一套新的研究方法，可以讓研究者將案例導向型的定性分析方法和變量導向型的定量方法相結合，進而實現“將定量和定性的最優特性進行有機整合”。該書強調，定性比較分析方法包含如下內容和特征
1.定性比較分析方法的初步應用
《比較方法》出版之后，多位學者采用了該書所創立的方法，特別是在政治社會學的一些子領域，如在分析工業化國家民主、福利國家、政治革命、社會運動以及工會組織等研究議題中。表1顯示了此書出版后第一個十年內應用定性比較分析方法的研究成果。從數據可見，該方法的早期運用呈碎片化，第一個十年間只有較少成果(共39篇)發表在同行評議期刊上。但其中許多文章發表在一流學術期刊，如《美國社會學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美國社會學評論》(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社會學方法與研究》(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國際比較社會學雜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第三世界研究季刊》(Third World Quarterly)、《比較政治》(Comparative Politics)、《國際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國際發展比較研究》(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政策分析》(Policy Studies Journal)、《社會學季刊》(Sociological Quarterly)等。
這一情況表明，雖然早期使用定性比較分析方法研究者的數量相對較少，但他們對該方法的傳播與影響有重要意義。這也推動了該研究方法的廣泛傳播以及學者對該方法本身的探討。
2.定性比較分析方法的不足及相關爭論
隨著《比較方法》一書的出版及該方法的初步應用，有關定性比較分析法的可能性和局限性的學術討論激烈上演。早期的爭論主要集中于以下四個問題：
第一個爭論圍繞案例的敏感性進行。反對者認為定性比較分析法對某些個案來說過于敏感，因為引入或排除一個案例都有可能改變分析結果。支持者則認為，該方法中通過增加一個新的案例就可能發現另外一種解釋或因果關聯，這恰恰體現了定性比較分析法的獨有優勢，即使新增的因果路徑也許并沒有太多的解釋力，但從理論上說可能非常重要。
第二個爭論則集中在二分變量的使用上。在很多社會科學概念中，二分變量都被認為是一種不夠精確的度量。學界一般承認二分變量的局限性，但也強調清晰集的主要優點就是運用上的簡潔明快。一些學者認為，在定性比較分析法中，對相關條件的選擇要比其他分析方法更難，因為研究者往往局限于由布爾代數程序導致的為數不多的幾個條件上。如果考慮五個條件，在真值表上就有32(25)種組合方式；將條件數量增加到8，則會產生512種可能的組合；繼續將解釋性條件增加到12，相應就有8192種可能。這會帶來一種情況，即分析縮減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同時研究者會因為每個案例獨一無二的事實而難以進行全面描述。以上批評雖然合理，卻不是定性比較分析法獨有的問題，因為其他研究方法同樣存在這種限制。從理論的角度來看，以上評論并沒有給出對包含多個相互作用項模型的解決方案。
第三個爭論集中于比較研究路徑的統計特性，以及它能否在分析中引入一個時間維度或時間序列變量。對該路徑的批評主要關注以下兩個問題：一是定性比較分析法缺乏縱向的分析視角，與傳統截面數據分析相似。而當前對基于時間序列分析的偏好日漸增長，這也為宏觀社會學和比較政治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機遇。但許多定性比較分析方法的使用者認為這種批評并不公平，因為定性比較分析法中的條件測量也同樣可以建立在時間序列數據基礎上。因此，研究者可以通過操作使條件動態化，也就是說可以將時間維度直接引入條件。二是關于將時間序列條件引入分析存在的困難。正如在許多政治社會學領域中解釋長期變化趨勢時，變量的時間設置會決定最終結果，并且引入對因果條件進行排序的規則也非常重要。但使用條件排序的研究方法使以上問題能得到解決。
第四個爭論是定性比較分析法假設的案例是否獨立。定性比較分析假設各案例之間互不影響，但這一假設毫無疑問存在于所有變量導向型的分析法中，因此并不是定性比較分析法所獨有的。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研究的問題和調查的主題。在如政策擴散機制研究(diffusion study)中，案例的互聯性是非常重要的，而在其他情況下，又遠沒有這么重要。如果在理論上具備關聯的話，那么有幾種方法可以繼續推進研究。在定性比較分析法研究框架內，研究者可以對與案例有內部互聯性的條件予以考慮，而且，案例研究中的進一步跟進(如后續追蹤等)會揭示案例之間的互聯度。此外，可選擇其他專門的方法論工具對定性比較分析方法進行補充，例如社會網絡分析法等。
3.定性比較分析法對爭論的回應及應用擴展
為了應對以上這些批評，定性比較分析法也進行了幾大創新改革。在有關變量測量方面，定性比較分析法主要有兩個改進。首先，《比較方法》出版后不久，查爾斯·拉金開始發展作為清晰集的補充——模糊集分析。這一系列的研究帶來了《模糊集與社會科學》(Fuzzy-Set Social Science)的出版。該書主要將模糊集引入社會科學研究，并且挖掘其潛在的功能以研究必要和充分條件，其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獲得了日漸增長的認同，并帶來相應軟件的發展。⑥而其他學者及研究團隊也致力于研究定性比較分析方法，引入了更多完善的測量方法如多元集合，并開發出如TOSMANA等新軟件。
(來源：管理學 so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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